学 习 资 料 选 编（186）
兰州财经大学党委宣传部编印 2016年4月25日
【编者按】4月20日，学校党委中心组举行扩大学习会议，专题学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校党委书记梁亚民主持会议并讲话，校党委中心组成员、全校正处级干部参加了学习。副校长王必达教授作了辅导报告，经济学院院长张存刚教授、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柏正杰教授分别作了现场交流发言，会计学院院长南星恒教授、中国西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霞教授分别提交了书面交流材料。为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和理解供给侧结构性该改革，现将五位教授的发言材料予以转发，供学习参考。
本期目录
u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 1
u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点认识. 13
u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学习心得. 17
u从制度与人才培养角度探讨供给侧改革. 19
u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策探讨. 22
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
（2016年4月20日）
副校长王必达
2015年11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此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本人通过六个方面来与大家共同探讨这一问题。
一、关于增长发展的动力
（一）供给学派的观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新词，但是，“供给” 这个词并不令人陌生。从古典经济学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其主题就是研究财富增加的，而财富增加的背后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生产力的提升则属于“供给”范畴。从现代意义上讲，供给理论的首倡者是萨伊，他提出“供给自动创造它的需求”观点的，芒德尔、拉弗、罗伯茨等将其进一步发展形成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奉行的主要观点是，政府减税有助于扩大生产，有助于增加制造业利润和增加收入，即减税的最终结果有助于增加税收。20 世纪70 年代的美国、英国曾陷入滞胀叠加结构性问题时，作为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改革国企等措施帮助美英经济走出衰退（二人均连任两届）。
中国在2011年初，贾康、徐林、李万寿、姚余栋、黄剑辉、刘培林、李宏瑾七位学者发起成立“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即现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５0人论坛）。２012 年底，“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被正式提出（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的中国创新》），在国内产生持续影响力。
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供给要素：
1、传统三要素论
根据古典生产函数，传统三要素包括自然资源（N）、劳动力（L）、资本（K），Y=Y(N,L,K,)……………………………………………<1>
对<1>式全微分，即对自变量求偏导数得到：
dY/Y=əY/əN·N/Y·dN/N+əY/əL·L/Y·dL/L+əY/əK·K/Y·dK/K………………………………………………………………<2>
其中əY/əN·N/Ｙ、əY/əL·L/Y、əY/əK·K/Ｙ分别表示各种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dN/N、dL/L、dK/K、dZ/Z分别表示各种投入要素的增长率。
方程<2>就是用数学语言表达的经济增长率，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等于各种投入的增长率与它们各自产出弹性乘积之和，即经济增长来自各种资源的贡献，一方面是各种资源的增长率，另一方面是每一种投入的产出弹性。投入产出弹性既反映了各种投入的边际生产力，也反映了它们在总产出贡献中的相对份额。如果各种资源的边际生产力大于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正值，那么，经济增长就可以实现。
一个经济中可能出现一些资源的边际生产力大于零，其余资源的边际生产力等于零或小于零。是否出现经济增长，这将取决于经济活动中边际生产力为正的资源占优势，还是边际生产力为负的资源占有优势，这就引起了谁是第一生产力的争论。
（1）人的劳动是第一生产力
15世纪以前的西欧，土地丰裕，黑死病导致劳动力相对稀缺，所以劳动力成为第一生产力。
（2）从“土地是财富之母”到“资源诅咒”
在15世纪中叶，西欧黑死病逐步得到控制，人口得到回升，土地向北扩张达到了农作物生长的湿度边界，向南方扩张遇到了地中海岸的限制。要素构成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变得相对充裕，土地变得相对稀缺，即自然资源成为第一生产力。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曾提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名言。
资源诅咒是指丰富的自然资源长期对经济增长有着极强的抑制作用。国际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成为近20年发展经济学重要的发现之一。他们发现沙特阿拉伯、伊朗、委内瑞拉、尼日利亚这些石油大国的经济增长不如自然资源一般的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自然资源缺乏的香港、新加坡和南韩；自然资源极其贫乏的日本、以色列的人均收入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长率，都远比自然资源丰富的巴西、赞比亚强；我国资源丰裕的辽宁、山西、安徽经济增长率在大部分时间内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自然资源贫乏的浙江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好的地区。
（3）“唯资本论”
19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认为，自然条件的丰歉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但并不决定经济增长，资源诅咒学说已证明如此；劳动力一般是后发国家比较丰裕的投入要素，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因素；这样，物质资本的多寡便成了促进或约束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哈罗多-多马经济增长模型（G=S/C）。
我们把单纯由上述传统生产要素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叫外延式经济增长。
2、新三要素论
我们把由市场分工、技术改进和制度变迁引起的经济增长叫内涵式经济增长。
（1）由市场分工决定的内涵经济增长
斯密时代的经济增长是通过贸易实现的。贸易活动使得原来不可能实现的要素配备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得到重组（市场分工），从而获得重组后的新增长。由于斯密在自己的著作中最早讨论了市场分工带来的增长现象，我们称这类增长为斯密式内涵增长。
分工作为经济增长重要源泉的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没有被拉入分析框架，主要是因为分工不能模型化，这一思想不能用数学语言表达。后来杨小凯创立的新型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企图解决这一问题。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的产业集聚、东西部差距进一步加大等经济现象都可用这一理论来解释。
分工首先涉及到地域分工，空间位置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西方经济学中也没有把这一重要问题拉入分析框架，也是因为空间位置影响经济增长这一思想不能用数学语言表达。后来克鲁格曼创立的新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解决了这一问题，克鲁格曼因此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2）由技术进步决定的内涵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式内涵增长是指人类以一种更简洁的方式生产一种正在使用的产品；或者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方式生产一种从来不曾使用过的产品，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技术进步式内涵增长大规模实现的范例。
索罗模型是第一个研究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罗莫、卢卡斯在其经济增长模型中把技术进步内生化（人力资本理论）。
（3）由制度变迁决定的内涵经济增长
诺斯认为，通过改变市场赖以存在的制度可以获得经济增长。诺斯认为其他要素都是经济增长本身，只有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是在其他要素背后起作用的作用。
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这本书中一个典型例子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殖民劣夺和资本积累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拥有资本）以及造船技术最好的荷兰（拥有技术）都没有成为第一个发达国家，而只有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制度变迁）成为第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传统三要素论、新三要素论反映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不同要素的作用和贡献。国际经验表明，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传统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比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一般经济体在发展的初期或“起飞”阶段中，强调所谓“要素投入驱动”、粗放发展，是和这三要素有关。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新三要素即技术、分工和制度可能形成的贡献会更大，而且极为关键。所谓“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指技术、分工和制度这三项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凯恩思学派的观点
凯恩思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总需求，主要观点是，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出口和鼓励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
通过上述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供给侧“结构性动力” 和 需求侧“元动力”共同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
二、经济增长中的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
二、经济增长中的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
通过上述梳理不难发现，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管理手段，一是供给管理；二是需求管理。经济增长中的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有着不同的过程、理念和内容：
1、管理的侧重点不同。供给管理主要是从要素端、生产端入手，通过对要素结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重新调整和优化，改革不合理的制度障碍，激发各经济主体活力，促进要素资源合理配置，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其政策着眼点是从经济运行的源头入手，更加强调“治本”，是从产业、企业角度认识问题，更突出长远的转型升级和活力再造。需求管理主要是从经济运行的结果入手，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出口和鼓励消费等方式来扩大总需求，是采取短期的反周期宏观调控措施，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从政策效果看，需求管理短期效果显著，对经济回暖、稳定就业、社会民生等作用明显，但副作用较大，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时候甚至会延误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机遇。
2、管理的理念不同。供给管理是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而需求管理强是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引致经济增长，两者对于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需求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所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政策”( 货币和财政政策) 来提高总需求。供给管理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使实际产出达到潜在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3、管理过程有不同的特征。供给管理带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供给管理导致的产出千差万别，优化供给管理会产生“供给创造自己需求”的巨大动力。需求管理具有明显的均质性、可通约性，即消费、投资、出口的作用具有可替代性。
三、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用改革的办法推进要素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供给侧”是针对需求而言管理的侧重点在供给；“结构性”反映供给要素管理的内容和特征；“改革”反映供给要素管理的重点和难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紧抓住了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和“卡脖子”问题，成为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总领性战略。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亮点是，需求结构正发生着由低端向中高端升级的显著变化，然而，中国在产品质量提升、关键设备研发生产、综合成本降低以及劳动生产率提升等方面所体现的精益制造能力、工匠精神以及自主创新能力，却严重滞后于中国消费者需求结构的变化。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中国最高领导层，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重大风险，准确地把脉住束缚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症结和梗阻所在，他们正在通过创立全新的治国理政理念和经济治理思想，重塑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这其中，全面实施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下中央治国理政和经济治理新思想和新智慧的集中体现。
虽然供给侧改革近来才为各界所关注，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已进行过广泛的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进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2 年，以供给侧改革为主，包括土地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这一时期是短缺经济时期（拉尔《短缺经济学》）；第二阶段为1992～2012 年，以需求侧改革为主，包括“宏观调控”、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等政策，这一时期是结构性过剩时期；第三阶段为2012 年至今，供给侧改革再次得到重视，并逐渐形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
四、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供给管理看，供给端出了问题。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新时期经济增长动力的构建，需六大要素和三驾马车合乎规律地优化而形成混合动力体系。但我国目前明显存在供给要素的约束：从人口和劳动力角度看，我国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人口红利在下降；从自然资源方面看，我国自然资源的粗放和低效耗用越来越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的需要；从在资本方面看，与实体经济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相匹配的金融支持是严重不足的，金融压抑还相当明显；从创新方面看，首先是创新主体需要有创新能力的人，而我们的教育体制扭曲僵化，我们科技创新的能力还是比较弱的；从制度变迁方面看，政府职能的改革是不到位，制度供给严重滞后。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改革来化解，特别是后三项要素对前三项要素要有替代效应，才能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的活力，也即目前提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需求管理看，需求刺激政策失灵。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因素一是外需收缩，2015 年3 月之后出口负增长已成为常态；二是内需放缓，2015 年第三季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幅较上年同期下滑了12.55%。但需求刺激的政策效果甚微，2015 年以来央行5 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规模超过2 万亿，但投资依然萎靡。
在消费领域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供需错配：国内消费增速下降，但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国内航空客运增速缓慢下行，但跨境出游却持续高增长。一方面国内大量普通产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国人出国旅游却狂买马桶盖、净化器、奶粉……；一方面国内生产的粗钢每斤价格与“白菜”相差无几,产能过剩成了重大包袱, 另一方面精钢特钢却需大量进口。
上述现象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在短期需求，而在中长期供给。也就是说，在外部需求下降难以扭转的情况下，国内部分具有潜力的消费需求，由于存在较高的进入门槛和垄断现象也无法得到满足，民间资本难以进入，因此，培育新一轮的经济增长，重点在于增加供给，其关键就是推进结构性的改革。正如中央财办主任刘鹤到广东考察时强调，目前应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
供给要素包含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制度等要素,供给侧改革就是从这些战场发力,让资源从产能过剩产业流动到有高需求的新兴产业去。
1、优化劳动力要素供给
放开生育政策。中国过去的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充足的劳动力。但2011 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拐点，2012 年开始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数和占比都出现了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明显，截至2014年底，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12 亿，占总人口的15.5%。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将成为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基础，在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的同时，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补充人口红利。
改革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将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中之重，其目的在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中国城镇化率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高。城镇现在约有7.5亿常住人口，其中2.5 亿左右的人没能在城镇落户，2.7 亿农民工，买房比例仅1%。当前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居高不下，户籍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双管齐下，不仅有助于提供有效供给、加快城镇化进程，也将创造需求、消化地产库存。
缓解就业压力。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稳定器，淘汰落后产能意味着制造业部门就业压力加大，而服务业则可吸纳就业。据测算，第三产业每增长1 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 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50 万左右。这意味着服务业就业状况好于制造业，将成为未来主要的就业容纳器。
提升人力资本。除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劳动力跨地区和跨部门流转外，提高劳动力素质也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具体措施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贫困人口脱贫。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二是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今年4 月初，中央深改小组召开第11 次会议，审议通过《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并强调要“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而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也陆续通过一揽子教育法律修正案草案，并部署落实教育领域改革措施。
2、优化土地要素供给
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方向是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农村土地流转要以确权为基础，以放活经营权流转为目的，从而提升土地要素的流动性。同时，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意味着未来廉价的农村土地用地供给瓶颈将打开，这有助于抑制地产泡沫，加速地产库存去化。
3、优化资本要素供给
资本要素改革的方向之一是提高资本回报率，因而高成本是供给侧改革的致命硬伤。以工业企业为例，2014 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主营业务成本占比高达86%，各种税费占比9%，主营利润占比仅5%。持续收缩的需求叠加高成本，令企业盈利雪上加霜。而在需求整体不佳的大背景下，未来唯有依靠降低成本来改善企业盈利，提升资本回报。未来将从以下四个方面降低企业显性成本：一是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降低企业原材料成本；二是实施减税降费和加速折旧，降低企业财税成本；三是推进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四是实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企业人力成本。
4、优化技术要素供给
技术要素供给的当务之急是科技创新，努力实现科技与经济的融合。高端“买不来的技术”要靠自主创新，中高端技术要依靠全面开放，要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形成“再创新”与“集成创新”。与此同时，还必须改革科技管理体制、科研成果转化办法、要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强大的创新激励。要加快高等教育改革，为创新培养更多的人才。
5、优化制度要素供给
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制度改革，而居于制度改革之首的应当是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即如何“管住权”。目前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同时切实履行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基本职责。
其次，深入推进财税改革，形成政府与公民、中央与地方之间稳定的经济关系以及规范的政府财政管理制度，即如何“管住钱”。今后一个时期，财税改革需要啃下多个“硬骨头”，如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改革、地方收入体系重构、预算管理基础制度建设、PPP等。这些都是十分复杂而牵动全局的改革，但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最后，在“管住权”和“管住钱”的同时，还要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以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六、要克服两种认识误区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增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明确的理念，也有清晰的思路，还有具体的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坚定地干、大胆地干、扎实地干、精准地干、决不回头地干。
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消除两种认识上的误区：
一种是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实行需求紧缩。供给和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互为条件，相互转化，两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当前经济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转化成结构性问题。因此，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当然，转向供给侧的目的是更加强调不要纯粹通过刺激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不要光做需求的文章。供求是双方面的一种平衡关系，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需求，也是在解决需求的问题。
另一种误解是，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搞新的“计划经济”。恰恰相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为此，要调整各类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决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点认识
（2016年4月20日）
经济学院院长张存刚
根据习近平讲话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理解和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把握以下几点：
我国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是西方供给经济学派的理论主张，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求
供给学派是兴盛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其奉萨伊定律为圭臬，认为市场会自发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利用减税、压低工人工资、削减社会福利、放松政府管制、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等政策恢复资本利润率，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增长。其本质是代表资本家的利益，体现了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经济主张。美国里根政府20世纪80年代大力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不仅没有获得该理论吹嘘的效果，相反，在8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率跌至战后最低水平。20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繁荣”也不是实行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的结果。而是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信息和网络技术大发展；二是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大扩展。
从根本说，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有学者认为包括“以人为本”原则，满足需要原则、共享原则、共有主体原则。有的学者概括为：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第二，坚持矛盾分析和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的原则；第三，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的原则；第四，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的原则；第五，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的原则；第六，坚持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和协调发展的原则；第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原则；第八，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的原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系统性回应，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虽然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态势，但世界经济格局变动调整导致外需出现常态性萎缩，资源、能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成本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汇总深层次问题逐步凸显，供需之间在总量和结构上的矛盾不断加深，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较为严重。
结构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
我国宏观经济当前存在由于社会总需求不足所引起的社会总供给相对过剩的问题，因此需要“适度扩大总需求”，来进一步促进经济总量平衡。但更需要通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这是提升社会需求，消化过剩产能的根本之策。因此，供给结构的改善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是深化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面看是一个产业、产品结构的优化和产品质量的提升问题，本质上是不同产业部门和不同企业之间的利益调整和协调问题。涉及到对既定供给结构背后利益结构的改变问题，涉及到对创新创业、培育新产业体系和新动能的激励问题，也涉及到能否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和发挥好政府作用的问题。因此必须把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动力和保障，消除不利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体制机制障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要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围绕解决重点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具体包括：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充分释放全社会创业创新潜能；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和降本增效；努力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
不能无视“需求侧”
供给侧结构改革不能就供给论供给，而应在科学认识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前提下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互动。马克思指出，生产和消费不仅具有直接的同一性，而且具有相互作用。首先，生产决定消费。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生产制造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直接生产过程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地位，也决定着他们在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上的差别。其次，消费对生产有着反作用。消费使生产的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使生产行为和产品得以最终完成。同时，消费也可以创造出新的消费需要，创造出生产的内在动机和目的。在这里，生产就是供给，而消费则反映着需求。因此，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分析事实上就是关于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分析。
我国当前在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表现为生产领域的产能过剩、流通领域的库存积压和金融领域的债务风险不断增大。这种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产物，另一方面是我国企业盲目扩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滞后的结果。（丁为民）同时还与我国持续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有着直接关系。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才使“有效供给”不足成为现实。这里的有效供给的含义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产品本身的有效性，如产品的使用价值。二是产品和产能是否具有现实的需求，即有效需求。毋庸置疑，我国产能产品过剩的存在既与我国产品质量不佳有一定关系，同时部分产品的过剩也和产品价格畸高导致的购买力不足有关。据美国在线支付公司和调研公司发布的第二届全球跨境贸易报告：“35%的中国网购消费者在2015年曾以海淘方式购买商品，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26%。”该调查显示，虽然“购买本国无售的商品”和“发现新奇有趣的商品”是海淘的重要因素，但是“购买海外商品的成本是影响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73%的跨境消费者把价格优势列为跨境购买而非在本国购买的原因”。因而，去产能、求库存必须要降成本、将价格，扩大需求。同时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消费需求，在需求侧发力。当然也要提高产品质量。
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结构性”分析方式对研究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指导作用（社会再生产实现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节约劳动时间和经济核算的理论）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学习心得
（2016年4月20日）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柏正杰
听了必达校长、存刚院长的精彩报告和发言很受启发，围绕一段时期以来的两种现象谈点个人学习心得。
怎样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
4月份以来微信上广泛传播一篇“吴敬琏再发声：只会‘整词’，中国经济学研究太肤浅”的文章，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缺乏理论创新，质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另一种情况正如上面存刚院长的发言，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重大理论创新。那么，到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是重大理论创新，如何认识它的意义呢？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一个理论创新，更不是理论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或范畴的创新。众所周知，商品买卖及其价格波动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现象，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就构成了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及其矛盾运动；因为无论宏观市场抑或商品市场，无不包含着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所以，宏观经济分析或宏观经济管理不外乎从这两个侧面着手，即需求分析、需求管理或供给分析、供给管理，至于叫“侧”或者“端”、“面”、“边”，仅有字面上的差别，含义上没啥区别。大家之所以有“新”的感觉，主要是因为“侧”这个词过去用得比较少，所以这次说“供给侧”就觉得新鲜。所以，事实上需求和供给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老生常谈，“供给侧改革”是一个普遍性命题。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专门命题，是对目前我国经济阶段性特征的一个总体性诊断：认为目前我国经济问题的主要特征是“供给结构老化”，“处方”就是这8个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是手段、“供给侧”是对象、问题在“结构性”。
那么怎样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打个比方：现在小孩子普遍不好好吃饭，那么家长怎么办呢？一种办法是给小孩子吃点山楂片，再不行吃点吗丁啉，帮助消化；另一种办法是做好吃的，尤其是小孩子爱吃的东西。前面这种“开胃”的办法就是需求管理、需求侧改革，后面这种“改善伙食”的办法就是供给管理、供给侧改革。正如前面必达校长讲到的，此前二十多年我国实行的都是以需求侧改革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即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增加货币投放手段的刺激效应拉动经济增长，其政策效果的特征是“拉”，而供给侧改革的特征是“推”。因此，这次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实上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方向的转变，即由以需求侧改革为主转向以供给侧改革为主。为什么转换呢？是因为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和速度转向结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对称是目前的主要矛盾，而问题主要出在供给侧，所以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已经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
那么，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呢？恰恰相反，它的意义在于认识创新、管理创新，是对经济问题、经济规律的认识尤其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如果非要拔高的话，我们说，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创新。
关于高校课堂教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自从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在很多地方，“供给侧改革”这个命题越来越多的被非经济学科用来分析非经济领域的问题，成为非常时髦的一个手段。联系工作实际，我在这里想提出一个“高校课堂教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命题，看能不能成立，有没有意义；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思考！
首先，从供给结构即课程设置、课堂讲授质量和效果来看，如果存在比较严重的“低端、无效供给”的话，这个命题就已经能够成立；其次，从供给驱动力来看，花钱、扩大教师规模和提高教授博士比例固然重要，但在高校改革发展到目前阶段的时候，办大学、办一流学科、保持高质量课堂教学，需要人财物，要有好的理念、制度、管理，恐怕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学术和科研；第三，从供给方式来看，无非“学年制”和“学分制”两类，这两者的区别类似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市场经济的要害在于给予了企业充分的市场主体地位，学分制的要害也在于给予学生充分的学习主体地位。
学分制改革就意味着高校从教学管理机制上由供给控制(教务处和教师控制)向需求主导（学生主动选择、自主学习、创造性学习与创新性思考）的转变。
从制度与人才培养角度探讨供给侧改革
（2016年4月20日）
会计学院院长南星恒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官方经济学思想已由以前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转变为供给、需求“两手抓”，甚至将把更多笔墨用于供给管理，所以，要具有供给侧改革思维，而非单纯从供给角度来改革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1、供给侧改革更应该强调制度的供给，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强化制度红利，强调制度本身的改革，包括社会性交易成本、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以及资本成本等。制度的供给侧改革强调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我国具有特有的“关系文化”、“左右文化”，“关系文化”和“左右文化”引起巨大的社会交易成本，降低了社会运行效率，导致大家缺乏基本的规则意识。一般来说，社会或组织治理有三个层次：人治、法治和文化治理，人治强调领导者的权威和命令，法治强调制度和规则的管理，而文化治理则强调价值认同和文化观念的趋同。所以，通过制度改革来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2、制度放活，强调制度的供给，真正意义上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市场可以解决的事情交给市场，把政府可以解决的事情交给政府。所以，在制度层面来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一味的强调制度管制的重要性。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两个新名词：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这两个名词实际上意涵着在产品生产和服务的提供方面坚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强化管理者的“企业家精神”，强调管理者的敢于担当和执着的敬业精神，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工匠精神落在个人层面，就是一种认真精神、敬业精神。其核心是：不仅仅把工作当作赚钱养家糊口的工具，而是树立起对职业敬畏、对工作执着、对产品负责的态度，极度注重细节，不断追求完美和极致，给客户无可挑剔的体验。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融入每一个环节，做出打动人心的一流产品。与工匠精神相对的，则是“差不多精神”（我称之为“左右文化”）——满足于90%，差不多就行了，而不追求100%。工匠精神落在企业家层面，可以认为是企业家精神。具体而言，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核。企业家通过从产品创新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形式创新等全面创新，从创新中寻找新的商业机会，在获得创新红利之后，继续投入、促进创新，形成良性循环。第二，敬业是企业家精神的动力。有了敬业精神，企业家才会有将全身心投入到企业中的不竭动力，才能够把创新当作自己的使命，才能使产品、企业拥有竞争力。第三，执著是企业家精神的底色。在经济处于低谷时，其他人也许选择退出，唯有企业家不会退出。
3、结合我们高等学校教育发展，我们认为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本身就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表现。高校既要培养高水平的科学家（代指理论性知识工作者），也要培养高技术的工程师（代指技术型知识工作者），同时也要培养高质量的企业家（代指管理型知识工作者）。从西方国家的兴起和发展来看，中国在近代历史中的落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工程师和企业家，无论是科学家、工程师还是企业家都应该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要对学校教育教学定位，确定学校应该培养哪一类型的人才，由此确定学校的目标和绩效考核依据，同样也决定了创新创业的范围和领域。
人才培养关注两个方面：质量和结构，质量包括教学内容方面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强调知识授予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对称，既有教师的知识更新，也包括将教师的知识通过恰当的方式准确的传授给学生。结构包括知识结构和人才类型的结构，强调人才的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意味着人才培养单位应该从产品供给角度考虑市场和社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以及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要情况。以上两个方面的提升需要制度机制的创新，充分发挥教学单位的积极性，教师的积极性和学生的积极性，我认为这些方面的突破点在学制、学分、选课、出口（严把学生毕业关口，提高人才的水平和质量，以适应市场和社会的需求）等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
以上见解仅个人观点，请大家批评指正。
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策探讨
（2016年4月20日）
中国西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霞
自从2015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这个词就不断出现在各类中央会议中。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立了2016年度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金融改革；与此同时，金融业作为第三产业，自身也面临着如何调整供给结构、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问题。那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金融领域该采取哪些措施呢？笔者建议如下：
一、完善金融供给
虽然目前我国已形成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融资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农村信用社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会、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宏观管理和监管的金融体系格局，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居民个人投资理财渠道缺乏，农村金融服务不足等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因此，金融业需要进一步增加和丰富金融供给，包括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调控等方面的供给。具体建议如下：
（一）丰富金融机构体系
目前，我国的融资体系仍是由几家传统大型银行主导，而大行往往青睐实力雄厚、抵押物齐全的大国企和政府项目，难以惠及创新、创业企业及大多数中小微企业。与之相比，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更好地为中小微企业输血。为此，可采取如下措施：
1、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开展灵活多样的金融服务，如村镇银行、小贷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与商业银行形成协作、协同和配套。
2、降低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门槛，促进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有效匹配。建议降低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门槛，允许更多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引入更多金融供给主体。
3、放开准入门槛，将民间借贷逐步纳入到正规金融范畴。在民间借贷不能阳光化的背景下，民间借贷机构的权益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成本较高、承担的风险较大。为补偿成本和风险，往往收取较高的利率，甚至达到高利贷的水平。而高利贷的盛行与猖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导致当前小企业融资贵的罪魁祸首。因此，将民间借贷逐步纳入到正规金融范畴，既可以增加金融供给，又可以降低贷款利率。
（二）加大金融创新力度
1、金融服务的创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形态的日益复杂，客户对金融业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为此，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在提供传统的存款、贷款、汇兑结算等基本金融服务的基础上，转向提供适应产业跨界竞争的顾问式解决方案服务，满足客户资产负债管理、财富管理、资本运作、创新孵化、产业链组织和交易管理、行业解决方案、数据分析、信息技术服务等多层次、多样性的金融服务需求。
2、金融产品的创新。现在我国金融产品结构单一，低利率、低收益、低风险产品占主导地位，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接近于0，银行的各种理财产品实际利率也并不高。股票市场政策市的特征依然没有消失，且股票价格波动剧烈、上市公司盈利状况不佳，也不能作为一个理想的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处在中间地带的中等风险程度和中等投资回报的金融产品非常缺乏，远远不能满足居民个人的投资理财需求。今后，金融机构应大量增加中等风险程度和中等投资回报的金融产品的供给，这可能意味着银行产品创新主攻方向是资产证券化。在长期信贷资产里拿出20万亿元，通过证券化来增加老百姓投资渠道和提高老百姓投资收益率。
（三）健全金融市场
尽管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已发展多年，但我国企业的融资方式依然是间接融资为主，企业负债率过高。根据央行统计，从增量上看，2015年，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仅有7604亿元，仅占当期社会融资规模的3.3%；从存量上看，截至2015年末，全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38.14万亿元，其中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存量仅4.53万亿元，占比也是仅有3.3%。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且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压力之下，去杠杆绝不能简单靠降低企业债务来实现,而是必须大力发展股权融资，用股权融资替代一部分传统的债权融资。因此，我国应通过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扩大股权融资。但同时也要严格退市制度，严厉打击恶意圈钱和内幕交易，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四）完善金融宏观调控
在我国宏观调控从单纯强调需求管理转向在需求管理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的背景下，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也应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并重。存款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业务、贷款的行政指标控制等都是总量控制。过去我国主要采取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总量调控在货币紧缩的情况下首先受影响的往往是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的贷款，一旦压缩贷款就是保国压民、保大压小、保政府压社会，无益于供给侧改善；而在货币宽松、贷款增加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增加到政府项目、大企业大资本和国有项目，容易造成投资过热、产能过剩，供给侧的问题更加严重。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更有效地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某些重点行业与中小企业，起到改善供给的作用，但央行长期使用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副作用很大，如扭曲经济结构和混淆财政货币政策界限。所以，在我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经济转型问题较为突出的情况下，单纯的总量调控或结构调控都有其弊端，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不可或缺，结构调控也不宜过度采用，应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并重。
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效率
除了完善金融供给体系，金融业要更好地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一）信贷配置上有保有压
对于力保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等领域、“中国制造2025”及新能源汽车等消费产业，中央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中长期贷款投入，加强金融业全方位服务，合理扩大汽车消费信贷以及鼓励相关金融产品创新；对于钢铁、有色、建材等产能过剩领域，则将根据实际分类调控，采取停贷、压缩贷款等手段。
（二）加快核销不良资产
随着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回落，我国银行业已经出现利润下降、不良贷款上升的情况。根据银监会的统计，2015年四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2744亿元，比2013年末增加了近一倍；同期，不良贷款率由1.0%上升到1.67％，上升极为明显。2015年商业银行净利润15926亿元，同比增2.43％，一改过去多年的行业利润年均增长10%的局面。大力推进化解产能过剩，毫无疑问，将使本已出现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升”的银行业遭受“雪上加霜”的打击。随着不良指标连续攀升，各银行要用足用好现有核销政策，加快核销进度，同时又要注意处置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三）不断推进资产证券化
在我国目前金融风险较大的情况下，对于银行业来说，其供给侧改善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要求主要表现为“盘活存量”。而在目前的形势下，资产证券化是化解风险和“盘活存量”的重要手段。为此，资产证券化应进一步扩围，在审慎稳妥的前提下，应选择少数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探索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并加快推进应收账款证券化等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
三、加快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的步伐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实体经济领域一些工商企业要“走出去”，在丝路沿线国家投资，这就需要相应的金融服务。因此，建议加快研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具备条件的商业银行重点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亚非拉国家设立经营机构，为工商企业“走出去”提供综合全面的金融服务，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打造中资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整体竞争优势。
四、健全完善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
在我国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近年来各种金融案件也不断增加。应该说，当前我国金融乱象滋长和一些百姓被骗的背后，是有关金融方面的法律不完善和有法不依。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各种互联网金融机构或类金融机构不断出现。为防范风险，应完善金融领域的立法、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监管、确保金融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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